明朝末年杨士聪撰写的《甲申核真略》中记载：“西四牌楼者，乃历朝行刑之地，所谓戮人于市者也”。还有两本书，一本叫《旧京遗事》，一本叫《明季北略》，也同样记载了西四牌楼时称"西市"的说法，还记载了行刑时的一些情况。这段历史，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，直至明亡，约略有二百余年的时间。清朝入京后，内城成为八旗驻守的清一色天下，将"西市"移到外城“菜市口”了。

　　明朝时的“西市”，存在两种不同的刑法，即杀与剐，故而也分在了两处。被杀的在西边的牌楼下，而被剐的则在东边的牌楼下。行刑时，在刑场上搭有席棚供监斩的官员使用。还立有悬首示众的一根高高的木桩。杀头的是身首异处。就是被剐的，即按照律例被一小刀一小刀割肉，须“应剐三千六百刀”的犯人，也得身首异处。行刑之后，由大兴县领走尸身，由宛平县领走首级，使死者死后也不得全尸，这是有规定的。《旧京遗事》记载：“西市在西安门外四牌坊，凡刑人于市，有锦衣卫、理刑官、刑部主事、监察御史及宛大两县正官，处决之后，大兴县领身投漏泽园，宛平县领首贮库，所谓会官处决。”

　　下面讲几个典型的实例：

　　曾经在明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，土木堡之变后，北京城陷入危急状态时，兵部侍郎于谦，力主备战，保卫北京。并身披甲胄驻营于德胜门外，砍杀猛攻的瓦刺军，用神炮轰死其将领"铁颈元帅"、瓦刺军首领也先的兄弟孛罗，伤亡敌军一万多人。就是这么一位对人民、对北京城都有极大功劳的人物，却被土木堡之变中被俘后释放的明英宗在其夺门之变的复辟后，听信小人之言，以"谋逆"的罪名，杀害于"西市"。在明天顺元年（1457年）正月，于谦被杀害的那一天，史载：“公被刑之日，阴霾翳天，京郊妇孺，无不洒泣”。有的人甚至带着酒和纸钱到刑场祭奠恸哭，以怀念这位恩人。 　　

　　另一个被杀害于此的，也是保卫京师有功的明朝军事家袁崇焕。

　　他曾筑宁远城，屡次击败后金（清）军的进攻；六获宁远大捷，至努尔哈赤受伤死；在宁锦大败皇太极。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后金军绕道入长城进围北京时，时任兵部尚书、督师蓟辽的袁崇焕，星夜弛兵回援，并于广渠门外大挫后金军，解除了北京的险境。其后，皇太极施以反间计。崇祯皇帝中了反间计后，将袁崇焕投入狱中。第二年的八月，以“谋叛欺君”的罪名，处以磔刑，被肢裂于“西市”。由于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还以为真如诏磔所言，袁崇焕勾结后金军，通敌卖国。故而当时是对袁恨之入骨，“将银钱买肉一块，如手指大，啖之，食时必骂一声，须臾，崇焕肉悉卖尽。”这桩千古奇冤的案情，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修《明史》时，才得以真相大白于天下。

　　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宫婢案。杨金英等十余名宫女，因不满明世宗暴行而趁其睡觉时，用绳子套在皇帝的颈部欲将其勒死，但因绳结在匆忙中打了个活扣未能将皇帝当场勒死，被及时赶来的皇后将皇帝救活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杨金英等十余名少女被押至“西市”，遭“凌迟处死”，“尸枭首示众”。这可以说是敢于反抗荒淫无度、摧残宫女的皇帝，而遭到了残酷的镇压。

　　惨死于“西市”的，还有一位不畏权奸的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，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以十大罪与五奸罪弹劾严嵩父子，遭酷杀。他在临刑前，为后人留下了忠贞报国、丹心可鉴、视死如归的一首诗：“浩气还太虚，丹心照千古，生平未报恩，留作忠魂补。”大义凛然而去。

　　“西市”作为明代杀人刑场，二百年间所杀之人是很多很多的，上边只是简单举几个例子而已。当然不是天天杀人。但每遇处决囚犯时，有时也多则数十人。到底被刑者有多少人，看来也是很难统计了。

来源：新华网